重婚罪律師

　　由于我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傳統文化和習俗深入人心。在婚姻締結方面，民眾普遍重儀式而輕登記，事實婚姻和非婚同居現象長期大量存在。為適應當時的社會現狀，我國婚姻立法及其司法解釋對事實婚姻和非婚同居的認定曾做出過多次轉變。

　　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行為，2001年新《婚姻法》頒布前，司法實踐都以1994年2月1日為界，之前符合事實婚姻條件的認定為事實婚姻關系，之后出現的則一律按解除非法同居關系對待。可以說，除了一部分被認定為事實婚姻外，非婚同居長時間地被等同于非法同居，再加上傳統道德觀念的禁錮，讓一些無辜的未婚同居男女背負“道德敗壞”的惡名。2001年12月2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一)、解釋(二)”)第五條第二款刪去原有的“按解除非法同居關系處理”的“非法”二字，2003年12月25日公布的解釋(二)第一條又明確規定：“當事人起訴請求解除同居關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以上兩條可以看出，新的司法解釋轉變了對非婚同居的敵視態度，賦予當事人更多的自由行使自己的權利，這是司法活動的進步。可是，也產生了相應的問題，社會上大量存在的因非婚同居產生的糾紛被擋在了法院的大門外，非婚同居關系找不到系統合適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

　　近年來，由于非婚同居關系引起的糾紛不斷增加，法學理論界一部分學者也提出了建立我國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構想，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立新就曾撰文提出應立法規范的“準婚姻關系”。[3]可是，也有不少學者堅持認為我國還不到制定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時候，原因是修改后的《婚姻法》剛確定不承認事實婚姻這一原則，如果立法對同居關系進行規范，就有鼓勵同居的嫌疑。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對立法活動存在誤解，認為一旦法律對某一行為進行調整或作出規定，就等于承認了它的合法性。其實，在私法領域，法無明文規定

　　則不為違法，法無明文規定則屬于私法主體的權利范圍。就算是違法行為，只要現實生活需要，法律也應當對其法律后果作出明確規定，以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綜觀世界各國立法，對非婚同居主要有以下三種態度：

　　1、 完全承認主義

　　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北歐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幾個國家，在這些國家，同居關系已被法律視同婚姻。例如，丹麥和瑞典已經成為走在世界非婚同居制度前列的兩個國家，非婚同居伴侶與婚姻伴侶享受到同樣的權利和納稅義務，只有領養權例外。

　　2、 限制承認主義

　　在非婚同居現象普遍存在的時代，大多數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非婚同居關系，從而在同居關系存續期間特別是解體時更好地保護弱勢一方。一般來說，這些國家都承認非婚同居這種客觀現象，只是在一些權利義務方面采取了與婚姻關系區別對待的方法，相對限制了同居當事人的一些權利，以維護婚姻關系的穩定和權威。例如，在英國，是通過具體的判例形成的法律對非婚同居進行調整，但是同居者之間的財產糾紛，并不是由家庭法院按照與處理婚姻當事人財產相同的方式審理，而只能由民事法庭或者衡平法院審理，且是按照財產案件審理。對非婚同居者所生子女，只有非婚母親自動具有親權，父親只能請求法院作出賦予親權的命令才能獲得。在美國，“在非婚同居人數日益增加的情況下，法律基于種種目的而不得不承認這種結合是合法的”[4]，越來越多的城市制定了“同居伴侶關系法令”，對非婚同居者有條件的給以保護。法國政府于2000年1月頒布了《家庭伴侶法》，規定同居伴侶可以登記為一種新型的家庭伴侶關系，允許同居伴侶享受夫妻所擁有的一些權益和責任。

　　3、 不承認主義

　　不承認主義，即法律不承認以夫妻名義相稱的同居的效力，例如日本在1867年以前，一直采取事實婚主義。在這之后始終采取法律婚主義，結婚的條件日趨嚴格。《日本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二條規定：“婚姻，限于下列各項情形，為無效，……，2、當事人不進行婚姻申報時”。象這樣不承認非婚同居的國家較少，只有日本等個別的國家。

　　由此可見，完全不承認非婚同居關系的國家較少，承認非婚同居關系，對非婚同居行為的法律后果進行法律調整是世界各國婚姻立法的主要趨勢。我國也應當正視非婚同居現象，吸收和借鑒外國立法的先進經驗，制定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非婚同居制度。對此，筆者從以下方面提出構想：

　　1、非婚同居的立法規制原則

　　(1)區別對待原則

　　區別對待原則，是指法律在規制非婚同居現象時，應當與婚姻關系區分開，使兩者之間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婚姻行為的權利義務關系基本上是由法律全面地加以確認和規范，具有預定性和強制性，締結婚姻關系的當事人，必須受其約束，行使既定的權利，履行必須的義務，當事人意思自由的范圍比較窄。但非婚同居關系并非如此，非婚同居行為的內容，完全是由當事人自己來安排。非婚同居關系何時開始和終結，家庭義務如何履行，生活開支怎樣負擔等，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當事人選擇了這種生活方式，實質上就是認可了其與婚姻的區別。在法律上將二者區分對待，對婚姻關系予以全面規制，而對于非婚同居現象僅規制其不公平的后果，這樣既能夠向人們明確標示二者的不同，也是對人們選擇共同生活方式自由的尊重。

　　(2)態度中立原則

　　中立原則是指法律在處理非婚同居關系時，保持中立的態度，對非婚同居現象既不鼓勵，也不苛責。法律主要是側重于規制因非婚同居而產生的不公平后果，而不在于非婚同居現象本身。在產生不公平后果時，應當在遵循公平的原則下，重新分配當事人的利益，維持當事人利益平衡，但對于非婚同居行為既不懲罰，也不獎賞。

　　2、非婚同居的法律效力

　　非婚同居的法律效力，是指因非婚同居而產生的法律后果。一般而言，非婚同居涉及的效力范圍主要有非婚同居雙方的人身關系、財產關系以及與子女間的關系。

　　(1) 非婚同居當事人之間的人身關系

　　當事人之間的人身關系的內容是非婚同居與合法婚姻在法律上最關鍵的區別。非婚同居欠缺婚姻的形式要件，因此當事人之間不被法律承認為夫妻關系，不產生任何配偶間的人身關系，也不隨時間的延長而自然地轉化為配偶關系。同樣的，一方與對方的親屬間也不產生任何姻親關系。至于如何稱呼這種人身關系，筆者認為，可以沿用西方的“生活伙伴關系”這一說法，或者稱為“同居伙伴關系”。這樣，就可以把非婚同居關系和婚姻關系以及其他合伙關系區分對待。

　　(2).非婚同居當事人之間的財產關系

　　① 非婚同居財產制。非婚同居期間的財產關系既不同于夫妻財產關系，也不能認定為一般的合伙關系。一般合伙的共有關系，當事人之間僅僅只存在財產關系，而非婚同居當事人是以感情為基礎而共同生活產生財產關系，與合伙關系有著很大的區別，因此不能簡單地按一般合伙關系來處理。筆者認為，非婚同居歸根結底是當事人之間的一項民事行為，因此雙方就可以自愿約定雙方在同居期間的財物所有以及債務承擔，訂立財產處置協議。而此協議只要是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又不會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損害國家、集體、社會的利益以及第三人的正當權益，法院就可以認定其效力，用以作為處理當事人之間財產關系的法律依據。具體來說就是：

　　對于積極財產，雙方既可以約定為“共同共有”，也可以約定“分別所有”。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應以個人所有為原則，以共同共有為補充。一般情況下，雙方同居前和同居關系持續期間的個人財產歸個人所有，只有在不能分割財產或不能證明為哪方所有時，推定為共同共有。

　　對于消極財產，既可以約定共同債務雙方共同承擔，也可以約定分別承擔。在當事人沒有約定的，對于共同債務，性質上應當認定為連帶債務，同居雙方各自對同一債務負全部給付義務，債權人對于同居當事人一方或雙方可同時或先后請求全部或部分給付;對于同居當事人個人債務，應當由本人以其個人財產承擔清償責任。

　　需要強調的是，司法實踐中在處理同居財產分割時，應當綜合考慮雙方的經濟狀況、過錯程度以及對“家庭”貢獻的多少，在解除同居關系時，著重照顧無過錯方和保護子女、女方權益，如一方因同居關系解除而陷入嚴重經濟困難的，另一方應當給予一定的經濟幫助，并且賦予對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當事人一方補償請求權，可以要求另一方予以補償。

　　②非婚同居當事人之間的財產繼承權。根據傳統的民法理論，繼承權的產生是基于一定的身份關系，以一定親屬間身份關系的存在為前提。非婚同居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親屬關系，從理論上說，雙方無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意見》第13條規定，“……，可以根據相互扶助的具體情況處理。”也就是說，對死亡方承擔了主要扶養義務的非婚同居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以繼承人以外的人的身份分得適當的遺產，實際上也就是否認了非婚同居當事人作為法定繼承人繼承遺產的權利。這種情況下生存方能夠得到的財產是非常有限的，對負主要扶養義務的當事人來說，不僅要承受失去同伴的痛苦，在經濟上還得不到對等的補償，實在有欠公平，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特別是女方的利益。筆者認為，隨著非婚同居現象的日漸增加，我國法律應當有條件地承認當事人之間的遺產繼承權，就此，可以作出以下規定：同居雙方并不當然取得繼承權，亦即同居雙方不是當然的法定繼承人，但在下列情況可以取得繼承權：第一，同居生存方依據死亡一方合法有效的遺囑取得繼承權;第二，同居一方死亡而未立下遺囑的，對死者生前盡了主要扶養義務的同居生存方，可以作為其繼承人繼承一部分遺產;第三，同居一方死亡而沒有其他法定繼承人的，同居生存方享有繼承其全部遺產的權利。

　　③非婚同居當事人之間的扶養請求權。撫養請求權是婚姻法賦予夫妻雙方的合法權利，在非婚同居關系中，雙方不具有配偶間的人身關系，不能享有扶養請求權，因而，也不能構成遺棄。當然，非婚同居雙方也可以約定相互扶養的義務，法律應承認約定效力。

　　(3).非婚同居當事人與子女的關系

　　就這點來說，世界各國幾乎都規定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有同樣的權利。我國《婚姻法》第25條也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應當負擔子女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直至子女能獨立生活為止。”《繼承法》第10條規定：“遺產按照下列順序繼承：第一順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說的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可見，非婚同居當事人所生的子女，應當適用親屬繼承法關于親子關系和繼承的一切規定， 具有與婚生子女完全相同的權利和義務。

　　就算盡可能完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確保發生糾紛時有法可依，法律也不可能賦予非婚同居與婚姻同等的法律效力，讓所有婦女、兒童等弱者的權益得到保護，做到盡善盡美。因此，在此建議有關當事人，選擇合法有效的婚姻方式，才能充分地保護自己以及家人的權益。如果一定要選擇非婚同居的結合方式，那么雙方在同居之前，必須考慮清楚同居的理由及利弊，訂立“非婚同居協議”，以契約的方式約定同居期間雙方的權利義務，以便在產生糾紛時有據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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