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某某是上海一家企業的營銷人員，與前妻離婚后在常州創業。1999年，通過征婚，他與同是離異的鄭某某相識。交往不久，他們就到民政部門登記結婚。由于雙方均系再婚，為慎重起見，2000年6月份，夫妻倆經過“友好協商”，共同簽署了一份“協議書”，對婚前婚后的財產歸屬做了約定。同時，雙方還約定，夫妻結婚后應互敬互愛，對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觀和責任感。協議書中還特別強調了夫妻間的“違約責任”：若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出現婚外情等破壞夫妻感情的情況，有過錯的一方應當給予無過錯的一方經濟賠償30萬元人民幣。
協議簽訂后不久，鄭某某就發現丈夫段某與別的異性有染。’2000年10月14日凌晨，鄭某某得知丈夫在看望由前妻撫養的兒子時，留宿于前妻家中;2001年8月11日晚，鄭某某又發現段某與另一陌生女性一起進人其在常州的家，至次日凌晨1時仍未離開。為此，夫妻倆矛盾不斷加劇，危機四伏的婚姻終于破裂。2002年6月，段某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法院判決雙方離婚。與此同時，鄭某某也以段某違反“夫妻忠誠協議”為由提起反訴，要求法院判令段某支付違約金30萬元。
受理此案后，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段某和鄭某某在自愿基礎上訂立的協議有效，且鄭某某提供的證據證實了段某與其他女性的不正當行為，可以認為他已經違背了夫妻間關于彼此忠誠的約定。故判決段某支付鄭某某賠償金30萬元。
判決做出后，段某不服，向上海市某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后在上訴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段某支付鄭某某25萬元人民幣。
分析
這是一起因丈夫有婚外情而引發的“夫妻不忠賠償案”。男方因違反了“忠誠協議”，最終賠償了女方25萬元。這是婚姻法修改后，道德協議發生法律效力的首起判例。它開了一個先河：即通過協議的合法方式，讓法律作用于婚外情，以致后來不少法院都紛紛效仿。
那么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簽訂的“忠誠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這是本案爭議的最大焦點。
《婚姻法》第4條規定：“夫妻之間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之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這就是法律對夫妻之間忠實義務的規定。但這只是一項宣言性的條款、一種法律精神或原則，是倡導性的規定，人們并不能單憑這一條來狀告配偶對自己不忠。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3條也有明確規定：“當事人僅以婚姻法第四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
不過，本案的主審法官認為，夫妻忠實義務是婚姻關系最本質的要求，婚姻關系穩定與否，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此。雖然，對違反夫妻“忠誠”義務，情節尚未達到“重婚”、“與人非法同居”等嚴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擔相應的責任，法律未做具體規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當事人自行約定。本案中夫妻之間的“忠誠協議”，是雙方在沒有受到任何脅迫的情況下自愿簽訂的，協議的內容也未損害他人利益。協議實質上是對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實義務的具體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則和精神”。正是這一具體的協議，使得婚姻法上原則性的夫妻“忠實”義務具有了可訴性，因而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
綜上，夫妻之間具有相互忠實的義務是毋庸置疑了。但是，夫妻之間基于“忠誠協議”提起的債權訴訟，在婚姻法上卻無明文規定可以調整。它不符合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因一方有過錯導致離婚，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的情形。那么，能否將夫妻之間的“忠誠協議”，視為夫妻之間的一份契約，從而適用《合同法》來調整呢?也是不可以的。《合同法》第2款明確規定：“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規定。”因此，夫妻忠誠協議，雖然以合同的形式存在，但并不屬于合同之債，不能由合同法來調整。多數學者也認為，法院不應當受理夫妻“忠誠協議”的糾紛，除非自愿履行，當事人不得就一般的婚外情要求賠償，婚外情賠償不能搞強制。
本案判決以后，鑒于社會各界的爭論很大，2004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又專門出具了一份意見：
(1)嚴格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的規定，對當事人僅以婚姻法第四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
(2)對夫妻雙方簽有忠誠協議，現一方僅以對方違反忠實義務為由，起訴要求對方履行協議或支付違約金及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除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離婚案件中以對方違反忠實協議或違背忠實義務為由，要對方支付違約金或損害賠償的，審理該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之前已審結并發生法律效力的相關案件不再調整。
從這份意見中可以看出，上海高院實際上采取了與本案受理法院相反的做法，對夫妻“忠誠協議”不予支持。但是，要想使這份意見在全國范圍有效，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確認，或者是制定一份新的反映該精神的司法解釋。
